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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产业“看得见的手”
2016-7-13 艾肯家电网

  二十年前,国内空调市场依然处于“野蛮生长”的年代,生产制造、流通渠道、售后服务、旧品回收等等各个方面已经开始爆发出不规范的行为和现象。对于这些问题,几乎所有工厂和商家在自发地进行秩序的构建。格力建立销售公司、各个品牌推广区域代理模式,就是对大范围存在的窜货行为的规制,海尔和武汉工贸推行免费安装,也是对服务标准打造的一种推动,也正是各个企业和商家自身积极主动的探索行为,为后期市场的有序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蒙特利尔协定》可以视为是最早对中国空调产业具有历史意义和广泛约束力的“产业政策”,只是具体到国内市场,统一性的对行业具备方向性推动作用的产业政策到2000年之后才陆续推出,而这些产业政策,在给行业提供标准的同时,也把空调产品的设计制造、商业模式乃至市场规模都不断引入一个又一个新空间。

  如果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发地调配着需求资源的流通,那么产业政策就是一只“看得见的手”,他们比市场起到的资源调配功能更为直接而明显,而每一项产业政策都具备不同的宏观背景和社会化导向作用。作为民用领域能效和环境衍生效应最为明显的家电产品,空调也必须要有严格的标准和机制,来规范其生产、销售和使用。当然,许多的政策也带来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带来了太多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化节能水平、消费者福利、市场需求规模乃至中国空调产业的全球化竞争地位,都因为这些产业政策而得到了提升。


2007年12月,家电下乡实施

不断提高的能效标准

  空调产品历来就有“电老虎”这一俗称,形象地表达了其高能耗的特性,所以,一直以来,节能都是空调技术的研发方向。公开的数据显示,在夏季阶段,民用领域70%左右的电量消耗集中在空调产品上。所以,过去十多年中,围绕着家用空调产品的能效等级提升是产业政策在标准制定上的一个核心。

  2004年7月29日,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合组织修订并推出了国家标准GB12021.3《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这一政策给后期国内空调市场的产品格局演变定下了一个基调,空调产品能效等级五个级别的划分真正意义上的形成就是从该政策的实施而开始。

  众所周知的是,彼时内销市场的需求规模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通道之中,空调产品的销售量、使用量越来越高,给社会化的能源消耗带来了更高的压力。2010年,GB12021.3-2010《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执行,空调产品的能效限定值要求平均提高了23%,并取消了原来的四级和五级能效区间。事实上,早在2004年的能效标准推出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会在2009年之后以最快的速度提高相应的节能要求。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提到的能效标准限定的产品范围,均为定速空调,而就在上述标准在市场执行的过程中,关于变频空调能效标准的制定、推出、执行及后期提高补贴额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008年9月1日,我国首个变频空调能效标准执行,即GB21455-2008《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与2004年执行的定速空调的能效等级体系一样,变频空调在当时也分为了五个能效等级效率的产品区间。该政策的执行,给变频空调在国内市场的普及提供了指引。几乎就是该政策推出的同一天,美的空调发动了变频攻势,引领了整个空调产业从定速产品向变频空调的快速切换。

  如同定速产品能效要求不断提升的过程一样,变频空调的标准之后也被连续提升。值得一提的是,从2008年至2013年,在家电下乡、节能惠民和以旧换新等激励型政策的刺激下,内销市场又进入了一个爆发性增长的阶段,空调的消费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市场的普及率越高,对能耗的要求也就越高。所以,GB21455-2013《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市场准入门槛也由5级提升至3级。同时,变频空调能效新标准引入了APF(Annual Performance Factor,全年能源消耗效率)评价指标,既考虑了空调的制冷能力又包含制热因素,一改以往考核变频空调的能效指标仅考核制冷季节内空调的能耗,APF考核的是全年的能耗水平,对空调性能的评估更加全面。中国空调产业也因此进入了APF时代。

  定速和变频空调能效等级标准和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提升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制造企业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的不断进步。与此保持同步的是,国内市场的销售和使用规模的高速增长。现在,中国空调产业不仅仅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是全球空调市场的制造中心所在,而且,中国空调市场的能效准入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领先地位。


2009年6月1日,节能惠民工程实施

引来争议的刺激型政策

  2015年国内空调市场的出货量突破了6500万台,零售及工程机总量也在5000万台左右,不过,在2008年之前,无论是出货量还是销售量,3000万台一直是一个阶段性的瓶颈。内销市场的规模在过去将近8年的时间内能够实现翻番的增长,家电下乡、节能惠民和以旧换新这三大产业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由于人口众多、气候条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迅速,空调产品的需求规模达到目前的水平并非是偶然性的结果,只是这一过程如果没有激励型产业政策刺激,可能会较为平缓和漫长。

  不过,这些激励型产业政策的推出有着更为宏观的经济背景。一方面,2008年恰逢全球化金融危机,这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和各个产业都产生了冲击,需要以更为有效的手段短期内消弭这种影响;另外一个方面,我国还面临着沉重的碳排放降低和社会化节能水平提升的压力。4万亿的投资也是在当时那种格局下被推出,而针对家电行业的各种激励型产业政策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背景而出台。

  事实上,在2007年家电下乡已经在多个省市进行试点,对我国非城镇户口居民购买彩电、冰箱、移动电话与洗衣机等四类产品,按产品售价13%给予补贴,最高补贴上限为电视2000元、冰箱2500元、移动电话2000元与洗衣机1000元。也就是说,在最早的一批涉及补贴的产品中,空调并不在列。2008年12月份,家电下乡政策正式推出,2009年2月份向全国推广,家用空调才成为家电下乡的惠及品类。2013年1月31日,为期四年多的家电下乡政策终于结束。

  早在家电下乡实施之前,空调企业已经在不断强化对三四级市场的布局,而从家电下乡政策执行后所起到的效果来看,相比于其他政策和惠及的品牌,空调受家电下乡的影响和激励效果相对不是很大,真正对空调产品实现更为直接而巨大销售推动作用的政策是节能惠民。

  2009年,为推广节能型产品,国家推出了节能惠民政策,对2级及以上能效标准空调产品给予300元至850元能效补贴,当年节能惠民政策覆盖到了27个品牌4000多个型号。值得一提的是,变频空调在当时并没有进入节能惠民政策的补贴范畴。仅仅是半年的时间,节能型空调的销售规模比同期翻了数倍,相应的市场占比由原来的不足5%急速攀升到了50%以上。不过,在该政策推出一年之后即2010年6月份,相应的产品补贴额度降到了150元至250元。2011年年中,第一轮节能惠民政策结束。在当时,业内对节能惠民工程继续开展的呼声依然很高。


2009年6月1日,以旧换新实施

  2012年6月份,新一轮的节能惠民工程开始实施,此次对申报企业及其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要求企业必须要有成熟而完整的销售、管理和服务体系之外,年销售规模还必须在10万套以上。彼时被呼喊已久的变频空调终于被纳入了节能惠民工厂体系。相比于第一轮的节能惠民,新惠民政策的要求高、流程长、覆盖品类广、补贴额度也不是很高。2013年该政策终止,这也标志着刺激型产业政策在空调行业的退出。所以,后续的围绕着节能和环保型产品的推广,均以鼓励性机制而非直接性的财政补贴型政策,这在2015年全面落实的能效领跑榜制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家电下乡和节能惠民落实执行的几年内,国内空调市场从原来的3000万台规模平台直接攀升到了6000万台。不仅仅是整体需求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高效节能型产品、变频空调因为这两项政策的推出而得到了极速普及。由于这两大产业政策本身对产品能效等级的门槛要求就很高,也直接推动了空调产业整体能效水平的提升。无论是家电下乡还是节能惠民,都推动了节能意识、低碳思维、环保理念在空调市场内的灌输和教育。


2015年1月8日,国家七部委联合发布了《能效“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

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激励型产业政策的刺激下,国内整个家电市场出现了亢奋式的增长,然而,产销规模丰收的背后,是企业市场推广和消费需求释放对激励型手段的依赖。因此,在家电下乡和节能惠民政策结束之后,市场的疲软立马展现了出来。产业政策带来的正面、积极的效果毋庸置疑,而由此产生的市场问题也要有理性的认知。

  为了弥补激励型产业政策退出之后形成的市场刺激方式的空白,绝大部分空调企业通过自我资源的投入,来拉动市场需求的爆发,最为明显的就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让利补贴,通过产品以旧换新的方式,激发市场需求的进一步释放,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产品结构的升级。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知道产品和技术之于制造工厂的意义所在,但是许多企业在享受产业政策刺激带来的销售盛宴的同时,在产品和技术创新上并没有进行同步的投入和提升;更为痛心的是,许多企业在运作产业政策这一外部助力的时候,许多的做法和手段值得商榷,这些做法也扭曲了产业政策的价值。

  从本质上来看,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都是行政干预市场发展的手段,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非市场化的功能和效果,这在家电下乡和节能惠民两大政策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通过庞大而慷慨的财政补贴,刺激消费者购买节能型产品,鼓励企业生产制造和销售能效更高的空调,事实上打破了市场自发调配供需资源的平衡,甚至弱化了市场对价格、需求、供给的调节功能。

  而且,大额度、长时间的补贴,还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品牌之间的竞争,以致于在局部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在节能惠民结束之后,主导企业几乎都对外表示,希望不要出现补贴型政策,让产业竞争和发展回归到市场调配资源流动的本原轨道之中。

  在家电下乡和节能惠民两大产业政策的实施期间,市场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向空调产业的进入,由此也出现了空调产业发展史上的又一波品牌进入高潮,庞大的补贴也带来了产能的扩张。很显然的是,刺激下的市场需求并非是一种常态化的发展节奏,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更何况,无论是家电下乡还是节能惠民,都已经把空调产业的产品和技术推动到了一个历史性高度,尤其是从2011年开始,在美的科技化转型升级的榜样作用下,空调产业涌现出了热情高涨的产品和技术创新的潮流。这也表明产品竞争也非常激烈,所以,许多新进入的品牌由于没有足够的技术和产品积淀,没有可持续的创新能力,仅仅两三年之后便有大量的品牌退出了空调市场。

  上文所提到的各种能效标准制度和激励型的举措,只是中国空调产业二十年发展史产业政策中的沧海一粟。之所以对上述政策进行浓墨重彩的描述,是因为这些政策在短期内给国内空调市场带来的刺激、推动作用非常直接而明显,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当然,也有很多的产业政策给空调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助力、指明了方向和规范了竞争秩序。例如2003年的3C强制认证、连续不断的出口退税、废旧家电回收等等。中国空调产业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离不开这些产业政策所提供的推动力。(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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